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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都市化刍议

作者:果信

  写下这个标题,心中颇犯踌躇。

  佛教都市化,是否意味着中国佛教的一个新走向?

  近年来重议佛教及宗教社会功能之高头讲章,一时多矣。然其语境大都出自哲学、史学和文学,将问题锁定在哲学、文化、伦理、慈善活动诸层面。此类议论,推动着以“文化”为标记的佛教演进。然也在社会变迁中,渐渐现出它的局限。

  佛教自印度泊来,千百年来,已经中国化;其意义和功能,制约在主流文化之下,定位妥当,分工明确。作为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传统,佛教对于芸芸众生的净化功能,可在习以为常的人际互动模式中,起到精神过滤器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佛教常常建寺于乡村田野或山川森林,俨然一块远离喧嚣尘世的净土,从而被热衷于入世的儒家批评为息影山林,不与世事,难以立足在王公贵族享乐奢侈的通都大邑。

  山高皇帝远,寺庙才神仙,已是中国人对宗教的共识。倘寺庙建在闹市都城,老百姓反而会有些不习惯,甚至会怀疑菩萨是否灵验。只有常年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才会慢慢地习惯大都市的佛教寺庙,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普天之下,佛恩浩荡,岂能分别城乡?佛教已经中国化,还需补上一个都市化?

  如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都市不仅提供一系列的社会便利——街道、高楼、电灯、电车、电话以及医院、学校及各种市政设施,更确切地说,城市是精神的寄托,是习俗和传统的载体。它是自然的产物,乡村自然要都市化;它是人性的产物,都市文化集中了更多现代人的精神祈求。现代都市,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新形式,自然要求宗教生活的新形式。佛教的契理契机,应当建构都市佛教的新形式。

  佛教的都市化,上海最有条件,也最有历史积累。

  检视现代中国的佛教历程,人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化的佛教传统的末端,曾有一个“上海化”的现代佛教。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当时的上海化佛教,即佛教的“都市化”。

  那时的晚清上海,在近代工商业的催化之下,逐步形成为近代城市生活,体现为相异于乡村生活空间的新型聚合场所。新的市场,新的行业,新的情感,在展现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慢慢地呈现了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多元特点。其生活方式,也由以往乡村中习以为常的“机械的”互动模式,转变为一个以“精神生活”新方式与现代文化相互交错的网络群体,并以“有机的”运动方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场所,从而把城市视为共同生活的一个空间原则,展现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发展史。依此背景,原适应乡土中国的传统佛教,无疑也将孕生出与其乡土佛教相对立发展的都市佛教形态。

  这就是“上海佛教”的命题的提出。其命题的展现,即都市化的佛教组织、都市化的佛教文化、都市化的佛教经济、都市化的佛教信徒等几个层面:

  (1)都市化的佛教组织:佛教组织是佛教之制度支撑。依据中国社会传统,宗教组织并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依托,社会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也无法体现为宗教及其传统。佛教、道教虽有教团组织,但均处在专制王权的统辖中无法自立。“上海佛教”伴随着近代上海工商业以及社会的发达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本来就是基于社会分化而自己构建成的自治组织,类似于嵌进晚清社会结构里的一根楔子。上海佛教界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上海佛教维持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以及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等,均是佛教徒自治性的公共组织。这些组织,相对于乡土佛教丛林,从寺院转向新兴佛教团体,已是制度严整的宗教组织。由于其自治性质,经费自理,活动自如,因而是当时社会变迁之中的一股社会力量。虽然其具宗教性质,但它嵌在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却近似于公共性质的社会集团。这是上海佛教的最大特征,切切不可忽略。因为,宗教与社会的联系,必有公共性的组织机构作为中介,方能在都市化的进程之中,自主地演进为城市的器官、佛教都市化的载体。它给传统佛教披上了一套近代社会组织的实在性的外衣。

  (2)都市化的佛教文化: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影响,历来是中国佛教的传统或佛门自立的主要资源。尤其是在王权教化的要求下,此乃佛教实现社会定位的依据,以文化、道德的教化,奉献于社会。然其演进,却成型为对于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近代的社会变迁,迫使传统佛教不得不趋向近代文化的发展形式。其时代特征是,以办学形式弘法,拓宽道德教化的狭窄路径;其次是设立近代出版机构、佛教研究团体、刊物杂志,推进近代化的僧教育。影响最著者当有上海佛学书局、上海大雄书店以及《佛学丛报》、《觉社丛书》(即后来的《海潮音》)等。这些文化机构,也与上述的佛教组织类似,无不出自佛教徒的自愿和有佛教徒提供的社会、经济资源。所以,佛教文化及其表现形式的都市化,实质上是传统佛教获得了一种近代社会的表达方式,自我选择的宗教性、自律性表达方式。通过这些近代性质的文化表达方式,佛教所要表现的信仰、精神、意义秩序以及佛教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市民们方才能够把握;而在这个把握的过程之中,佛教信仰获得了固有的政教模式之外的表述,具备了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存在形式。一个新型的象征体系,由此构成。都市佛教与乡村佛教的差异也在此出现。

  (3)都市化的佛教经济:传统佛教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土地收入以及绅士、官僚、信徒的捐献。近代上海佛教的经济资源,则主要依靠商人、企业家的捐助以及房地产收入。有些寺庙也自己经营一些工商业,作为寺庙建设的经济来源。这与传统佛教的土地收租方式,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近代经济特点。如上海圆明讲堂、觉圆和报德庵的建设,均出自企业家的捐助。而其它寺庙以及近代佛教团体的运营,除商人、企业家的捐助之外,还依赖房地产的收入。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来源的问题。它会直接决定着佛教的多样化发展、自主性发展。近代经济的多种活力,无疑会在制度层面,注入佛教传统,支撑它的自由发展。

  (4)都市化的佛教信徒:梁启超曾经有言:中国佛教的复兴,将依赖于新佛教徒的出现。如欲佛教的都市化,当然需要都市化的佛教徒。“上海佛教”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一个时代的都市化佛教徒的活动而构成。其首要层面的当是著名僧人,如太虚、圆瑛、印光等大法师,并于上海举办有近代许多重大的佛事活动;其次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如章太炎、狄葆贤、王一亭、史一如、唐大圆、施省之、关炯之、黄涵之、谢无量、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范古农等。正是这些新型佛教徒的各类活动,构成了“上海佛教”的真实内涵。尤其是近代上海的佛教居士,大都是知识人士或工商企业家。他们阅历丰富,社会经验充分,信仰虔诚,活动领域开阔,社会影响强大,故其组织佛教团体、从事弘法活动、开展佛教文化事业,直接继承了明清以来江浙佛教居士化的历史传统。依据他们的社会活动,上海佛教一扫乡土佛教息影山林、斤斤于观念、自我独觉的传统格局,直接将佛教组织与佛教理念有机整合,将上海佛教构建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形式。都市化佛教徒的作用不言而喻。舍此,上海佛教不复存焉。

  综合上述几个层面的问题,可以看出,近代佛教已经发展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的特点是,佛教的发展以及社会特征的形成,往往不是从传统文化中获得资源和借鉴,而是从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之中获取。它经验了近代上海的社会变迁,却又在社会变迁之中,为城市社会生活提供感情上的联系、价值上的象征。

  都市生活是社会生活的新形式,个人的差异和社会分化、社区联系的松懈,个性特征的缺乏,人际互动的多样性,思想、感情、活动的强度以及信任,都处于一个多样而多变的平面上。它与工商业携手共进,同时又是科学和教育的城市。人们怀着发财和享受的欲望汇聚在此,好奇心和求知欲相与混杂,动荡不安。这就形成了都市化佛教的多样性资源和社会性平台。单调的组织活动、封闭的宗教体验、不具现代知识特征的信徒,大抵会对此视之不见,难以适应佛教的都市化。

  “上海佛教”,是一历史性命题;都市化的佛教,乃社会性祈求。两者前后相继,却又前后相别。其间有一问题却是十分显然,那就是在佛教的都市化过程之中,佛教教团作为宗教组织的特征将日益突出,而作为政治组织的结构特征将日益淡出。否则,都市化将最后落空。这一点,近代的上海佛教史已有例证。

  近代上海佛教的都市化过程,虽说是弘法布教,但佛教在上海的都市化伊始,就和多种多样富有近代性的社会活动相与伴随,从而使其布教弘法活动,在客观历史层面上,具备了社会公益活动的色彩,产生了非宗教性的社会影响。因此,佛教的教团组织,给上海近代社会注入了传统中国并不具备的“社团性”因素。这些“社团性”因素,伴随近代社会的不断养成,也相应地长成为上海近代初步具有“社团性质”的社会组织,由此拓展了近代上海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领域,奠定了上海佛教社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

  上海近代史的演变,其本身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传统政教模式分化的趋势。这个区域性的历史特征,表现在佛教的发展方面,即佛教作为一个都市型文化体系的嵌入,确实是在促使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促使传统政教模式呈现分化。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早已松驰,距离拉开。人王兼教主的政教秩序也已不存。所以,佛教的都市化过程,同时也可被视为锹动晚清民初国家生活与文化宗教高度合一的一块基石。因为,佛教与近代上海的城市文明发展,在走出乡土中国以及都市社会生活的建构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离了僵硬如泥的政教框架。这是佛教在近代上海积极切入现实社会、走向社会化、都市化的第一步。

  一方面,上海佛教作为社会公共生活、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可以一个类似于法人团体的身份存在于近代上海社会之中,与其他公共社团同存共处,初步具有了近代社会公共组织的特性。这可从佛教机构公益活动的经济来源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上海佛教作为宗教组织,它的信仰方式,也逐步形成私人化的趋向。比如弘法布教的活动资金,并不出自官府的财政拨款,主要是教徒的私人捐助、社会捐助以及佛教组织本身的经营所得,具备明显的宗教社会化乃至私人化的痕迹。

  这一社会特征,若比较传统中国的政教模式,方可看出上海佛教发展的历史意义,看出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乘虚而生的佛教组织及其活动,类似于近代社会的社区组织,具备市民社会性质。传统佛教乃方外之求;上海佛教则已将个人、文化、组织之间的认同,相互联结,既促进非官府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亦能塑造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海佛教的近代演变,可以寻出这一潜在的历史脉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往往被治宗教史者所忽视的问题。它能够浮上水面,实是目下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而已。

  佛教的都市化,主要是作为社会范畴或城市文化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的问题。从上海佛教的形成来说,即“佛教社会化”的可能性问题,促使上海佛教的本身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获得自己的正当性。换言之,则是一般社会如何给予宗教发展的社会合法性,提供其社会发展空间,让宗教本身具有社会发展形式的问题。所以,上海佛教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演变,当以“佛教都市化”或“佛教社会化”,为其问题焦点。它是佛教都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代上海素有“中国第一码头”、“全国通商总汇”之誉称,它的通商功能,促使上海发展成为能够逸出传统政治制约下的城市发展框架,呈现多元并存、繁复错综的社会生活环境。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上海又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的移民城市,相应地形成了人口的高度异质性,1949年前,非上海籍的人口常常占上海人口80 %以上。因此,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们,纷纷也将不同的乃至异质性的文化带到上海,形成了上海文化的多元性和宽容性。所以,“海派文化”一词,成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上海文化的特定描述。创新、开放、灵活、多样,构成了“海派文化”的社会历史特征,滥觞为特定历史中的上海市民文化。

  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制约、构建了上海佛教的社会化模式。比较中国内地传统佛教的发展,它已经具备了多样、灵活、开放、创新的历史特征,在其发展的社会形式上,已经初具“市民宗教”的社会样式。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海派文化的而言,佛教也呈现出“上海现象”。为此,“上海佛教”应当成为一个历史学或宗教史的专用术语,以表述其近代社会、历史特征和潜在的都市化倾向。

  考量佛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关键是在于上海佛教之社会意义的梳解与诠释,自其都市化过程,思考当代宗教研究的方法论,视宗教发展为一社会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书斋理论,更是一个市民社会及其文化再建的难题。任何一种宗教的正常发展,惟有奠基在社会性自主的层面,方有可能。由此,也可反证一个社会分化或进化的程度和深度。因此,“上海佛教”的社会特征,或佛教发展的“上海现象”,其现代意味实在不少。而佛教的都市化,正可提出对此问题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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