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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东坡到赵朴初——试论居士对佛教的省思

作者:黄惠菁

  摘要: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到唐宋时期,居士从中扮演重要的推扩角色。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其主要贡献不在信仰,而是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反省和改造。东坡与朴老两人相距千年,皆为居士,有深厚的佛学根基,学行契合,本于用心护持,观察佛教发展,不避异说,面对乱象,试图拨乱返正。目的在引导佛教与社会的融合,助成中国佛教自身理性的发展,成就佛法的圆满功德。身为居士角色,两人对佛教发展的深刻省思,诚为般若智者的表现,验证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居士对佛教发展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关键词:苏东坡 赵朴初居士 佛教

  一、居士佛教

  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居士佛教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居士佛教指的是居士的佛教信仰和修行活动。作为在家的修行者,居士和出家的僧众适为相对的角色,两种角色的互动、互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僧众的生活与修持,主要仍是在寺院,因此,若就大乘佛教的世俗信仰与活动来说,居士佛教反而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并且发挥极大的护法功能。

  在原始佛教中,可以看到“居士”是指四种姓中的吠舍种姓。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居士”之名,指的就是居家饱学之士、德行高尚之士与隐居不仕之士。魏晋时期,大乘佛教经论《维摩洁经》译出,维摩诘居士的形象,在士大夫间大受欢迎。《维摩诘经》卷上以“居舍之士”解释居士,指居于里巷的白衣,即布衣、平民百姓,《大智度论》卷98亦云:“婆罗门姓中生,受戒故,名婆罗门,除此,通名居士。居士,真是居舍之士,非四姓中居士。”文中居士概念的内涵,已趋近一般世俗民众。因此,广义的“居士”,既可指一般隐居不仕之士,又可指相对于佛教出家,选择居家修行的人士,可以指佛教界所有世俗信徒。

  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到唐宋时期,居士从中扮演重要的推扩角色。在大乘诸经典之中,以在家居士身份宣扬佛法最力者,即《维摩诘所说经》中之维摩诘居士,其所具备的般若智慧形象,深植人心。据《维摩洁所说经》的记载,可知其为在家奉持梵行的菩萨道行者,有妻,又有子女,一家四口,均行佛法,虽为居家,却不着三界,维摩诘家产虽极殷厚,过着华服车马玉馔的日子,但是乐善好施,信仰佛法,勤行精进,豪华生活只是善权方便,精神生活彻底出世,其思想境界甚至远超过菩萨之上。尘俗富贵,并不妨碍其修行,故能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而且善于利用处境,度示众生。”维摩诘以“无量方便,饶益众生”深得佛祖尊重,被称为“菩萨”,又号“金粟如来”。他恣肆张扬的思想个性,透过凡人生活所形塑的居士佛教修行形象,对历代文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王维、苏轼、黄庭坚等,对维摩诘的智慧与风采无限向往,引以为人生最佳典范。众多士人亦由此认知:虽未出家,一样可以修习禅理,完成禅行,因为出家或在家,不过是修行的形式不同,对信仰的本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确实,透过维摩诘对佛理的宣说,“修行者无需遁人山林孤馆青灯,无需恪守清规戒律过苦日子,维摩居士以五欲为佛事的生活,正迎合了士大夫学佛者的兴趣。”。以维摩诘为首的居士佛教,不仅致力宣传佛教信仰,亦推动了佛教事业,并提高佛教文化的精致。居士佛教除了具备卓越的护法功能(包括经济支持、政治保护等)外,作为居士主体的官僚士人的佛教活动,其对经典的阐述、对教义的诠解,使后来的佛教思想文化不断在地化,与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大乘佛教的导师,维摩诘的般若智慧、舌灿莲花及神通法力,都是为演说佛法、引渡众生而服务。引渡众生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就不能成就佛国净土-

  二、苏东坡对佛教现象的反思

  历代文士无不推崇维摩诘,苏轼(1037—1101)更屡以维摩诘的形象自喻。”维摩情结使得苏轼获得精神上守常的依据,面对穷达人生,得以从容进退,亦调和了士大夫个人信仰与社会生活冲突。苏轼生长于佛教家庭,父母“崇信三宝”,加以个人仕宦偃蹇,为求解脱,因此归诚佛僧。前半生主要是参禅论道,享受禅悦生活,到中后期,面对世事无常、宦海波涛,也走向融通佛理,禅净双修,以信仰佛教作为生命的依归。贬谪黄州期间,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以“居士”自居,除了传达圆通的仕隐观,既承担社会应尽的责任与道德义务外,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除上,亦不乏显示个人在修行的道路上,以儒佛道融合为依归,尤其在偃蹇之际,以佛法为导向,藉此安顿生命的选择。

  东坡一生与僧禅互动密切,莅杭时期,与僧禅谈道论艺,频频偕游山水,自言:“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那、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铨同泛湖游北山》一篇,更足资说明苏轼不辨宗门,与佛僧广泛交往的情形。诚为如此,所以对佛教的发展现象,也别为关心。

  英宗治平四年,苏轼因护父丧还里,一向交好的成都胜相院僧惟简来请,特作《中和胜相院记》一篇,其中内容对佛教发展现象做出诸多批评: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人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到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熏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汁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刘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

  苏轼在文章中,严厉地批评了“伪劣之僧”。佛道难成,出家学佛之辛苦,实属必然。想当初释迦牟尼佛忍受多少艰难考验,接受最严峻的自然人事折磨,茹苦含辛,至“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即使不能至此者,一般沙门比丘亦须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个中为难,远超过农工类属。既是如此艰巨,为何时至今日,却有许多“弃家毁服坏毛发者”,竞相出家,何则?。归结其看法,主要有三方面:“一日投机取巧,逃避劳作与官役之苦;二日弄虚作假,不守戒律,浪得虚名;三日故弄玄虚,治其荒唐之说,欺骗公众,使己立于不败。”当然,东坡对于这些穿着僧衣,“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自许为出家者,是“慢侮不信”的。但对于成都胜相院“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的惟度及“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的惟简,是十分崇敬的。两位法师与世俗有名而无实的伪僧,适成强烈对比。一憎一爱中,亦可见出苏轼对教界歪风陋习的不满,反映出个人对僧团的殷殷关注。

  苏轼对教界的反思,不惟如此。熙宁八年,苏轼知密州,应僧居则之请,作《盐官大悲阁记》,其中内容亦是隆隆之声、天怒之音:

  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苏轼从“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出发,认为禅宗流行后,简化了佛教的修持形式,破除了读经、戒持,修行等繁琐的修行内容,此种方便法门,虽吸引更多信仰者,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但也让附庸“禅悦”者,打着习禅的旗帜,不学无术;以“无心,无言,无为”作为个人轻率疏懒的借口,镇日饱食而嘻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这种批判的声音,也出现在元丰六年所写的《论修养帖寄子由》中: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

  诚然,禅宗主张“见性成佛”,强调直指本心,许多末流不明究理,以为禅宗不重修行,”故误“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果为如此即为佛,作者反讽:“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人佛地。”事实上,禅宗即使不诵经念佛,不斋戒持律,仍然需要刻苦努力证修。但是,许多习禅者,往往“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22苏轼忧虑世俗不察,以为佛法粗浅如此,所以振聋发聩,纠谬针砭,以清法流。

  三、赵朴初对佛教发展的省悟

  赵朴初对佛教的省思,洵与当年东坡“护佛”的情怀相类。

  赵朴初(1907—2000)早年贝p对佛学发生兴趣,之后进人中国佛教会工作,受到佛教会宗旨“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众生”,及圆瑛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启迪,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工作。23之后又在上海结识太虚大师,敬仰大师为改革中国佛教界所做的努力,包括创办佛学院,成立佛教会及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太虚圆寂前,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亲授《人间佛教》一书,勉励赵朴初努力护法,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其后闲动乱,时局未靖,直至1981年,赵朴初始撰写《佛教知识答问》,连续刊登于《法音》上,其中特辟一节,专言“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其中清楚论及人间佛教与成佛之关联,以简易便利之说,提出修行方向:“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成佛必需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这就是释迦佛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怎样叫学佛?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25紧接其后,明言指出所谓的“菩萨行”,正是学佛者的人间正行:

  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礼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问答中,主张学佛从五戒十善做起,由四摄六度扩充,进而得大解脱、大自在,达到永远常乐我净的境界。并且将太虚人间佛教理论中,可权应时代机宜,为世俗所容忍认同,教内宗派俱可接受的部分,加以宣扬,以此为基础,推广“人间佛教”思想。这是继太虚大师之后,再次向世人展开“人间佛教”的传播过程,是根据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佛教生存样貌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体系。赵朴初虽然没有正面提出佛教革新,但意蕴已隐含其中,其所倡导的主张,倾向于太虚的因势利导,但比太虚更为温和。

  赵朴初将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倡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这些内容本之于太虚、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但基于时机的成熟性,朴老强化了其中的简明平易,力倡躬行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由此导向关怀社会、净化社会,实践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这是对“中国佛教何处去”的清楚指向。至于各宗派对人间佛教优越性的取纳,赵朴初强调需由各宗派自行感受,无需过分牵拘:因为他认为人间佛教并非特殊教派,而是以人为出发点,适应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任何佛教宗派法门,只要赞同这三点,实质上就是等于认同人间佛教理念。

  不惟如此,在反思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中,赵朴初除了指出“人间佛教”的行进道路外,亦主张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第一项农禅并重的传统,“禅”系指宗教学修,“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两者结合,鼓励僧众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第二项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将历史上高僧大德的著述,包括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第三项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继承历史上高僧西行和东渡所树立的光辉典范,致力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友谊的种子。”

  有关中国佛教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确实达到一定些的水平,具有可观的成绩。”据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大陆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实践上也已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以“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经过多年推展,俨然已成为中国佛协各级组织的共识。其次,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佛协在培养继承发扬人间佛教的人才方面,以及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上,有了丰硕成果。至于创办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佛教刊物,出版书籍以宣传入间佛教理念的工作,也有了实质的进展。最后,在积极支持公益活动和救济大众、关怀民生福利等项目,也表现得可圈可点。”

  四、结语

  苏东坡与赵朴初虽然相隔千年,但两人的背景相近,均出身于书香世家,而且对文化界贡献卓著,不论诗歌或散文,均擅胜场,书法尤为精妙,独树一格。不惟如此,两人对政治社会的关心,如中一辙,木强敦厚,气格高洁。论事处世,重视实践。不惟如此,两人均信仰佛教,修持读经,与僧缁往来互动频繁,并以居士自期自许。因缘佛教信仰,佛学的深刻接触,两人对佛教的现状,都有一些省思,并且勇于提出个人看法。

  东坡居士对佛教的批评,主要是出于“护佛”的心理,面对“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的时代背景,伪劣僧众充斥,社会观感不佳,苏轼不惜挺身而出,正本清源,直指歪风,试图还原教界清音,其中用心,诚如宋人黄震所云:“愚谓作院记如此,斯忠于佛者矣。”循此,东坡批判诸作,可谓是“针砭佛教时弊的护佛檄文”,是通过“对伪劣僧的声讨、讽刺和批评,以廓清佛门之‘滥竽’,维护佛教的纯正。”其终始目的实为“护佛”,而非“辟佛”,是想澄清佛教的真实修行,以法师的端正形象,导引风气,扭转佛教给予社会的错误印象。

  赵朴初居士犹然,其面对中国佛教的现况,是以温和循序方式,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现实,推动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基本内容,以及圆瑛法师“人间佛教”的精神,藉以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并强化其优良文化传统,促成中国佛教的人间化与现代化,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东坡与朴老两人皆有深厚的佛学根基,学行契合,本于用心护持,以居士身份,学者角度,观察佛教发展,不避异说,剖析现象,面对问题,试图拨乱反正。其中表述的方式与手段也许不同,但是均从拯救佛教、振兴佛教的视角出发,目的在引导佛教与社会的融合,助成中国佛教自身理性的发展,成就佛法的圆满功德。洵如潘桂明先生所言:“上层居士佛教的突出贡献不在信仰,而在对佛教所作的理性化认识,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理性改造。”“身为居士角色,两人对佛教发展的省思,诚为般若智者的表现,乃佛教界的大护法,也验证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居士对佛教发展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摘自:《赵朴初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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