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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两重维度

作者:杨国平

  摘要:基于对佛教历史发展及新中国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其中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集中体现于《佛教常识答问》;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主要体现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实现中国佛教与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圆融.

  关键词:赵朴初;人间佛教;《佛教常识答问各;中国佛教协会

  一、引言

  2000年5月31口《人民口报》刊发《赵朴初同志生平》,指出:“作为新中国——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我们认为,这三个“圆融”是对赵朴初佛教思想最确切、最全面的概括:文章所说的“佛教的教义”指的是赵朴初经过长期探索得到的“人间佛教”的教义,也就是说,只有“人间佛教”才能达致这三个“圆融”,也只有在这三个“圆融”中,“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得到全面体现。

  “人间性”是赵朴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思考中国佛教发展方向时提炼出来的一个“关键词”。早在1954年,赵朴初就有“人间乐国”之说,1956年提出“人间净土”思想。可以说,人间性是赵朴初佛教思想的核心表述。经过三十年的探索,赵朴初在1983年分别于《佛教常识答问》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正式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学界通常也是以这两部著作为主要文本讨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如杨曾文先生认为,从《佛教常识答问》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赵朴初居士长期以来对中国佛教如何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以及在佛教界推广实践人间佛教的设想”;而《中国佛教协会二十年》则是“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将实践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规定为中国大陆佛教的方向和时代使命”。《佛教常识答问》提出的是“设想”,《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侧重的是“实践”,初步提出了这两部文献在赵朴初“人间佛教”这一思想体系中的关联,但并未就此进行更为深入的阐发、我们认为,《佛教常识答问》通过对作为文化的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从历史的、文化的维度解答“怎样才能使佛法结合人们生活实际,有益于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一当下的问题,从而得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的结论。而《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则是通过总结自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的三十年中取得的成就,从现实的、实践的维度解答“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两个问题的,因而提出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需要注意,这两个问题都是指向将来的。综合起来看,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具有双重维度: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因此,《佛教常识答问》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共同构成了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之“一体”的“两翼”,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丰富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内容?因而可以说,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探索既是实践的,也是历史的,“人间佛教”是合乎佛教发展历史、顺应社会现实的当代中国佛教形态?

  二、“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维度

  赵朴初在1957—1958年就开始写作《佛教常识答问》,1959年3月开始在《现代佛学》上连载(发表时用的是笔名“饮水”),但只刊到第四部分“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和衰灭”就停止了(1960年第1期)-直到1981年《法音》创办,赵朴初对以前所写进行了修订补充,连载于《法音》1981年第3期至1983年第3期,并于当年由中国佛教协会结集为单行本’。由此可知,该书以“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作为最终结论,是赵朴初长期思考的结果。

  《佛教常识答问》包含“佛陀和佛教的创立”“佛法的基本内容和佛教经籍”“僧伽和佛的弟子”“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复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演变”等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对“佛教常识”的解答,后两个部分则可以看成一部简明的佛教发展史,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就是“文化”。

  首先,从佛教的产生看,佛教是由具体时代的人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创立的思想学说,因而是一种文化。

  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不是神。他是公元前六世纪时代的人”,学习过文学、哲学、算学,还习过武术,对于世间许多现象都做过思考,其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摆脱世界的痛苦”(第574页);经过六年苦行,才“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第575页)。佛陀是“佛”的简称,意思只是“觉”或“智”(第572页),所觉的内容是世间现象的真相,并无任何其他神秘的含义,也不是凭空想象。赵朴初认为,“任何宗教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能了解一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有助于对佛教的了解的”(第580页)。也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佛教的产生是奠基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的,这主要体现在“种姓制度”问题上。由于以摩揭陀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兴起,印度文明的中心已转至王舍城、舍卫城、吠舍城等新都市,同时产生了种族问题、经济问题与思想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上(第581页),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第583页)。佛教倡导“四姓平等”之说,反映了“新兴国家的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第582页),实际上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对于旧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反动,而佛教是建基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因而其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具体地说,当时反对婆罗门的思想派别很多,它们和佛教一样都是新思想潮流,“佛教一方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教派”,但也“接受了他们的某此思想”,并根据缘起论与业力说“予以另一种解释”(第587页)。“接受”就是肯定与继承,“另一种解释”就是否定与扬弃。这表明,在赵朴初看来,佛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遵循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辩证法,佛教是现实的人建立的关于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思想学说。显然,赵朴初在关于佛教产生的问题上,坚持了文化解释的唯物史观立场,排除了神话乃至迷信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不仅如此,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也遵循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赵朴初说:“从学说的思想发展来看,可以把印度佛教分为五个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部派分裂时期,大乘中观学派兴盛时期,大乘瑜伽学派兴盛时期以及密宗盛行时期(第626页)。这里,赵朴初特地拈出“思想发展”作为印度佛教发展的逻辑线索,表明了佛教就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体系,它的发展符合辩证法的“矛盾规律”。赵朴初指出,原始佛教时期,由于“见解上和主张上的歧异”(第626页),故有佛法之结集;即使是佛法因结集得到统一,但“统一之中存在着差异”,故而“势必引起后来的部派分裂”(第627页)。佛教的进一步壮大也是因为其反对神权及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思想“受到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们的欢迎”;佛教“慈悲安忍”的教义有利于摩揭陀国的统一事业和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故而被阿育王用来“作为他的政治武器”(第632页)。这表明,佛教之所以适应印度社会,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思想主张而不是它的信仰成分,也即佛教的文化性是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

  其次,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进一步彰显了佛教的文化性。

  公元l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与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第655页),主要是“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第655页),在隋唐时期产生了“中国佛教”,表现为佛教宗派。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思想方面,如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思想在晚清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第669页)。在文化艺术方面,汉、藏、满文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以及变文和语录体这两种文体形式(第669—670页)。在建塔造像方面,形成了中国建筑艺术及民族风格造像艺术方面“伟大的文化遗产”(第671页)。此外,中国佛画艺术也很著名,中国佛教在音乐、天文、医药等技艺方面也有传习(第671—672页)。

  如果说,《佛教常识答问》还只是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而没有称之为文化,那么,在1987年《中国佛教的过去与现在》中,赵朴初则明确提出佛教是思想、是文化的观点。他说:“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这才是“中国佛教”的内涵所在,它是在“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的成果并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而进行创造性的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汉语、藏语、巴利语三个大系”,都具有“结合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在中国与其他教派、学派(如儒学、道教)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惟其如此,才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这里,佛教不再是影响文化创造的辅助者,而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之一,佛教本身就是文化。赵朴初关于儒、佛、道“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乃至“互相结合”的观点再一次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辩证原则,也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总之,中国的佛教徒“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今天各国友好合作的形势下,佛教先辈们所取得的业绩“不但重新显发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第672页)。由此可知,赵朴初论述佛教文化的历史旨在借鉴历史,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下的佛教建设与社会主义事业。体现在赵朴初的著述中,即是“人间佛教”思想,所以《佛教常识答问》以“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为结论,是水到渠成的,也就确立了“人间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维度,并使之与现实相联系。赵朴初提出,在佛教五乘法中,人乘与天乘为世间法,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以“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为理论基础,是“世人易学也应该做到的”(第673—675页),这就是“人间佛教”。体现于实践中,则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做清白正直的好人,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从而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有益于国家社会。赵朴初指出:

  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第674页)

  这表明,通过历史及文化维度建立的“人间佛教”最终落实在人民、社会与国家等世间的层面,落实在“和平安乐”与“精神文明”等文化与文明的层面,具有现实性,也对未来进行了筹划。

  三、“人间佛教”思想的现实与实践维度

  理论的证明已经由历史完成,但不能仅止于历史,还必须落实到现实实践中,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丰富理论的内容,使理论产生“意义”。1983年12月5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赵朴初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对自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三十年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及基本经验作了总结,为“人间佛教”的证成提供了现实及实践维度。

  中国佛教协会自成立起,就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作为自己的宗旨,其现实基础有二:一是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经得到实现,相比之下,旧中国的“佛教会”只能是一个架空的上层机构,不可能为佛教做出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事;二是实践证明在新的环境中佛教徒在爱国运动、在建设事业、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部发扬了优良传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有必要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与各地佛教徒进行联系,“在实际丁作中发挥其团结教徒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二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中国佛教徒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信仰佛教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围统一的爱国者(第551页):第二,宗教信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经济生活不断改善(第552页)。第三,大量僧才得以成长,大量经书得以出版流通(第552—553页)。第四,佛教学术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第553—554页)。第五,加强了同港澳台佛教界的爱国爱教联系,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同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系也日趋密切(第555页)。第六,与日本、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界友好往来,参加和举办了一些国际性的佛教界活动和会议,对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第555-558页)。以上六点中,第一至第二点说的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成果;第三、四点说的是佛教自身的发展成果;第五点说的是佛教与祖国统一大业;第六点说的是佛教的国际友好交往。也就是说,三十年来取得的成果正是《赵朴初同志生平》中所说的三个“圆融”。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佛教完全能够充分发扬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世界化发展。佛教自身的优良传统也在清楚地呈现出来并得到检验,这就是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这三点与三个“圆融”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三十年的实践还积累了三条基本经验:一是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第558页);二是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重点实践内容(第559—560页);三是佛教协会要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作用(第561页)。这样,新时期的中国佛教就完全可以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以三条基本经验为指导,充分发挥三个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勇猛精进。由此,赵朴初正式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徒行动的指导思想: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

  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是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愿行。……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个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

  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佛教徒更要大力弘扬中国佛教的这一优良传统。

  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佛教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与东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第562~563页)

  以上引文表明,“人间佛教”思想是一个关于佛教发展的实践指导体系,它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存在的现实基础,以中国各民族的佛教徒为主体,以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世间法”为出发点,以净化自己、利益人群为学修途径,以实现“人间净土”为根本任务,从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其落实处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优良传统是这一体系的具体表现。简言之,人间佛教作为一个指导中国佛教实践的体系,其纲为“一个思想”,是统领,其目为“三个传统”,是支撑。赵朴初进一步提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担当新时期的人间使命;发扬农禅并作传统,以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发扬学术研究的传统,以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扬国际友好交流传统,以利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第563页)。

  由此看来,《佛教常识答问》中历史反思的成果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实践总结的成果在1983年终得胜缘而相遇,适成就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人间佛教”思想。

  四、两重维度相统一的必然性

  从学理上看,“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是将“人间佛教”思想中的两重维度相统一的纽带。如前所述,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正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佛教常识答问》通过历史的叙述指出,各民族文字的《大藏经》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而且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以玄奘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徒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国际友好交流的具体表现),其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禅宗与净土宗成为流传最广的宗派;近代以来,在杨《二山居士的努力下,产生了一大批佛教学者,佛教也成为晚清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者的“思想武器”。可见,《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提出的“二个传统”是对《佛教常识答问》的简明概括与现实回应,从而使得佛教优良传统真正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由此也实现了“人间佛教”思想两重维度的统一?

  实际上,赵朴初自己也明确指出了两重维度之间的关系。他在《中国佛教的过去与现在》中讨论“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时指出:“人间佛教”思想始自《增一阿含》,著于《大智度论》(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论》(大乘瑜伽学派),这种光辉的思想为我国历代佛教大师继承与发扬,尤以禅宗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为代表,所以“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有的思想”,在中国,“这一思想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维度的说明。在讨论“中国佛教的现状”时,他说,经过拨乱反正,“中国佛教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佛教的现状令人振奋,“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就是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这正是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现实与实践维度的说明。同时,我们也看到,《佛教常识答问》对“人间佛教”的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而《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叙述重点则在“三个传统”的实践方面。从体系建构的完整性看,这两个文本正是互为补充的,可见,这两重维度在赵朴初那里是自觉的。

  就现实情况来说,基于宗教丁作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与长期性,“‘扫除宗教’这个口号必须‘扫除’”。“四害既除,法教日昌”,拨乱反正之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在宗教问题上逐步贯彻了被极“左”路线破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落实到有关宗教的立法上,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并受法律保护:《宪法》确定了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刑法》采纳了宗教界人士提出的“对任何危害宗教信仰自由活动和现有宗教场所(的行为),应予以刑事处分”的意见,于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也开始走上正轨。由此,许多重点寺院得到修整,过去离开寺庙的僧尼陆续回庙,中国佛学院重新开办,文物保护、佛典整理、僧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佛教的国际友好交流都在进行当中,为继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充分的保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建立“人间净土”的宏愿可以付诸实施。这正是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的“时节因缘”。

  五、结语

  《佛教常识答问》是对中国佛教历史文化发展的总结,《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是对中国佛教现实实践的概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正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而提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强烈的现实意义;既是一个理论的学术成果,也是一个实践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

  当前,有学者对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提出了反思性的意见,如圣凯法师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佛教事业的发展,‘三大传统’的困境亦随之显现”,“人间佛教”思想“对佛教自身的信仰、思想、修行、制度等层面则缺乏总结”,没有对“整体佛教”进行概括。圣凯因而提出,太虚大师从禅宗“见性成佛”而拈出的“人成即佛成”的真现实论“仍然宜为今天时代‘人间佛教’的主流”,可以与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相互补充”。此论值得重视,但需要指出,赵朴初并非没有强调“成人”的重要性,他说:“成佛必须首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学佛就是学菩萨行,菩萨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才是“人间佛教”的出发点。只是由于在佛教实践中具有指导原则地位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强调的是“三个传统”,其“成人”之说未引起学界与教界应有的注意。只要我们正确认识“一个思想”和“三个传统”的辩证关系,“三个传统”的困境就可以适时解决。

  摘自:《赵朴初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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