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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作者:吴云贵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就未来国际经济交往合作和对外开放格局提出的战略构想。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固然涉及经贸领域,但也涉及外交领域、人文领域等多方面内容。本文着重从宗教文化视角分析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宗教文化因素。作者认为,同伊斯兰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应当把深入了解伊斯兰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这对于建立互信和深入开展中外国际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宗教界和学术界都应当在民间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宗教文化宗教学术研究对外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政府根据对外经贸交往的需要,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新的发展战略倡议之所以称为“一带一路”,按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为了用一千多年前开通的古丝绸之路及其后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彰显历史与现实之间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所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经提出,有学者热烈呼吁加强丝路文明研究,以复兴始自中国古代的丝路文明。有学者还撰文指出,复兴丝路文明的基本精神、基本要义,就在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为今天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确立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似可概括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16个字。为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不同文明之间应当通过平等、真诚的对话与互鉴增进互信,这也应当是复兴与发展古代丝路文明的应有之义。

  一,习近平主席三次重要演讲的深刻启示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简略地称为“丝路战略”。这一战略构想的政策宣示,以习近平主席在域外访问时所做的三次重要演讲为基本标志。2013年9月7日,习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应邀在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在这篇演讲中,习主席指出,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习主席说,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互利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习近平在演讲中还就欧亚各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五点具体建议。一是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应当通过协调相关政策和法律,为推进区域合作创造便利条件。二是加强道路联通。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往来提供便利条件。三是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拓展贸易和相互投资有巨大的潜力。四是加强货币流通。以便加强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五是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往在于民相亲。各国应当加强人民友好往来,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通民心,也为我国宗教界人士走出国门、开展民间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应邀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习主席选择在这里来阐述中国政府关于与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倡议,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习主席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继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中国政府就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提出的战略构想,并将这一构想提高到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战略高度。习主席强调,国际经济交往要坚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和东盟国家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享誉世界的辉煌文明。这里是充满多样性的区域,各种文明在相互影响中演进,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础。所谓命运共同体,按照习主席的解释,是指中国与东盟之间通过努力合作,使合作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当然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再次就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发表演讲。习主席在论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时指出,中华文明既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习主席还简要地回顾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往互鉴的历史事实。从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谈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谈到发展创新了的中国佛教思想经华夏大地传入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的历史事实。习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习主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事物的常态,是人类文明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文明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相互交往,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突,但文明交往的常态是和平对话、交流互鉴。

  习近平在各种不同场合所作的演讲,每当话题涉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时,他总是把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政策宣示同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文主义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谈论最多、最充分的话题似乎不是具体的经济交往与合作的建议,而是如何理解、认识和看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问题。习主席尤为重视通过国与国之间具体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此,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应当秉持正确的文明观。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认知人类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以三点认知至为重要。其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其固有的多样性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其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互相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其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而非互相排斥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精辟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将其运用到世界经济领域,展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以往广为流行的全球化理念,尽管正确地认识到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格局,强调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必要性,但它缺乏人类一体的人文情怀,有某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倾向。将人文主义关怀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注入国际经济合作领域,体现了中国话语的巨大影响力.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提示我们应当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原本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它与宗教似乎没有关联。但认真学习和领会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他在演讲中谈到,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只有一种语言或音乐,那是不可想象的。习主席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因素时,也明确谈到各种不同的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等构成元素。稍有宗教常识的人们都知道,世界各大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体系,而且也都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宗教大多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是国家政治建制的一部分,但由于宗教团体、宗教政党的存在,宗教仍然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此外,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在社会生活和信仰者个体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深入了解域外宗教文化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要求中外合作双方战略对接、互联互通。为此,合作双方应当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互信,努力结成命运或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兴衰相依,命运与共。这表明战略规划项目的实施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涉及人文领域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古丝绸之路所连接联通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大部分是属于今天所说的伊斯兰世界,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据有人统计,如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有38个属于以穆斯林人口为居民主体的伊斯兰国家,可以说世界主要的伊斯兰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所覆盖的对象国。就地理分布而论,涉及范围包括中亚、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也即伊斯兰文化流行的主要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伊斯兰教及我国穆斯林各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对域外伊斯兰教及影响深广的伊斯兰文明依然知之甚少,这种状况急待改变。特别是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角度思考,深人了解宗教文化知识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相关基础知识实际上也是项目实施预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了解伊斯兰文化知识,并不是要改变人们所固有的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因为诚如习主席所明确指出的,文化传统、文明方式、民族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乃至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国与国之间开展正常有益的经济交往与互助合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过程中,对域外的宗教文化,经过调查研究能够有所了解,对规划项目的实施显然是更为有益的。

  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角度思考,我们需要对域外文化,其中包括伊斯兰宗教文化形成某种总体的理解、认知和把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之点是要深刻了解和正确认识伊斯兰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性与民族性。所谓伊斯兰文化,一般是指以“认主独一”信仰为基础,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的一种影响深广的文化方式、文明类型。伊斯兰文化的统一性或共性,是指伊斯兰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超越性、开放性和普适性。伊斯兰文化是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宗教文化,它的统一性是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宗教的本质特征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

  一是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一致性或同质性,表现为认主独一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大众,尽管在民族、地域、语言、肤色、国籍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都一致确信真主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恩养者。二是主体宗教文化方式的综合影响力。在漫长的中世纪,伊斯兰文化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宗教文化是国家与社会认同的基础,影响极为广泛、深刻、持久。伊斯兰文化的建设者、传承者和守护者主要是那些精通经训、教义教法知识的宗教学者们。在认知领域,伊斯兰文化重视超验的宗教启示知识,其次是以“圣训”为主要内容的传述知识,它是对启示知识的重要补充。再次则是包含理性思考和逻辑推论的宗教法学知识。三是宗教律法的社会整合作用。伊斯兰教法作为制度文化,实为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根基。教法教规集宗教、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为一体,它把信仰者个体和家庭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整合为个人与真主的关系,以神圣宗教天启的名义作出相应规定。伊斯兰教法的整合作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稳定。广义的伊斯兰教法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广义的教法教规称为“沙里亚”,意指“真主之言”“真主之道”。“沙里亚”作为真主启示的“根本大法”,这一泛化教法规范的宗教理念,虽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但其影响力仍然值得关注。它为现代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某种宗教法理依据。一个国家政权是否合法,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符合“主命”(真主意志)。这是当今“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和信念。

  伊斯兰文化既是统一的整体,同时又展现出互有差别的多种形态。伊斯兰文化的多样性或个性,是伊斯兰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吸纳、融合千姿百态的各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结果。多样性因素以民族、语言、地域文化、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传统生活方式等元素更为重要。这些非伊斯兰元素之所以能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被吸纳、接受过程中都经过了某种“伊斯兰规范化”过程。同时,另一原因也非常重要,这就是伊斯兰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表明,伊斯兰文化的各种构成元素并非完全是同质的,而对差异性的容忍,正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这在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巅峰时期更为突出,而在伊斯兰文化面临外来文化的巨大压力时,宗教社团内部往往会出现某种净化信仰、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声音。

  伊斯兰文化既是宗教文化,也是信教各族群的民族文化,这种现象经常被解释为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因此,尊重宗教就是尊重民族,尊重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也是尊重宗教的应有之义。这一正确认识对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行为主体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恒民族国家与所谓“伊斯兰国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伊斯兰国家本质上也属于现代民族国家范畴。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动力是利益驱动,是“互利共赢”,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并不妨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这早已为一千多年前的“丝路文明”的历史所证明,成为世界多民族不可磨灭的共同历史记忆的辉煌篇章。文化与文明因交流互鉴而获得发展。我们深信,通过国际经贸活动的不断开展运作,许多不谙宗教文化的中国人,对域外宗教文化知识也会有更多的了解,从而会从一个侧面促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

  三,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评估

  宗教文化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这一理念可以说是中国穆斯林的共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杨志波副秘书长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有得天独厚的史地、宗教、人文优势和条件,应当通过伊斯兰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这里所谓史地、宗教、人文优势和条件,主要是指我国新疆、陕西,云南等地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与域外中亚五国以及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族群地域相邻、历史相通,“血缘相亲、语言相同、风俗相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这位作者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实质上是以政经为先导,构建一个跨文化、跨宗教、跨民族、跨地域的公共交往空间。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实现民心相通,增进互信。而通过包括宗教文化交流在内的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交流、认可和心理沟通,可以为政经交往积累互信和共识。因此,中国伊斯兰教界应当在国家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梁和平台作用。

  国家宗教局的一位官员强调指出,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同样,宗教在开辟“一带一路”、维系“一带一路”、繁荣“一带一路”中也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中国的几大宗教都是通过“一带一路”传入的,尽管有的宗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传入中国后,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下,都程度不同地渗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长出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国宗教具有理性平和、和谐共存、人世尚德、因俗而治、爱国守法的良好特质。因此,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不同文明和宗教的交流互鉴,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流。这里所讲的宗教对外交流,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思想文化交流,而“一带一路”倡议开拓了我国宗教对外交流的新境界。

  如果说中国各大宗教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积极力量,那么域外宗教文化是否同样会发挥相似的建设作用?由于情况更为复杂多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点不是与域外宗教合作,而是与各国政府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交流与社会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伊斯兰世界而论,民情、教情、社情都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国政府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都必须根据国情,根据民意,对内外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伊斯兰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也都有与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对接的战略需求和良好意愿。问题的复杂性不在于域外伊斯兰教如何看待中国,而在于域外国家的穆斯林大众对本国政府的态度;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信任本国政府,不支持政府的重大决策,就会间接影口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根据已知的情况,我想就伊斯兰世界的情势作如下三点评估:

  首先,关于伊斯兰文化的多样性。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伊斯兰世界的基础。但伊斯兰文化并非单质的文化,这一泛宗教文化不仅拉近了伊斯兰国家彼此间的距离,也展现了伊斯兰文化构成的板块结构,各板块之间的差异性正是多种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

  板块之一是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国家是同步产生的,因此许多阿拉伯穆斯林至今仍然确信“伊斯兰既是国家也是宗教”的标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曾经对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产生深远影响,但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后,也使传统伊斯兰文明受到巨大冲击。伊斯兰团结还是阿拉伯团结,宗教认同还是民族认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中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理念的体现。目前世界上共有22个阿拉伯国家,它们大多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宗教文化在各国的实际影响互有差异。

  板块之二是突厥伊斯兰。奥斯曼突厥人原为中亚的一支游牧民族,迁人小亚细亚后受到伊斯兰化的影响,于13世纪创建奥斯曼帝国,成为继阿拉伯人之后一个颇有影响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但白20世纪初,随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崛起,特别是在土耳其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伊斯兰教对国家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脱亚人欧”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取向,也使伊斯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下降。如今的土耳其,不是完全意义的伊斯兰国家。

  板块之三是波斯伊斯兰。中亚的伊朗古代称为波斯,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波斯萨珊王朝在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遭到挫败,后在伊斯兰化的浪潮推动下,转变为伊斯兰国家。但伊朗人所接受的宗教思想文化属于非主流的什叶派传统文化。古老的波斯文明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相融合,使当今的伊朗成为什叶派伊斯兰文化最有影响的创建者、传承者和守护者。而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又使什叶派伊斯兰文化受到一次新的洗礼,宗教文化的政治意涵得到强化。

  板块之四是中亚伊斯兰。从地理位置上讲,伊朗、阿富汗和前苏联中亚五国属于同一板块。但伊朗因什叶派大国地位而独树一帜,而阿富汗因长期受战乱困扰至今还谈不上文化建设,所以这里只讨论中亚五国。中亚五国历史上属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区,尽管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化的影响,但力度上不同于阿拉伯国家。中亚五国的穆斯林族群,都居住在丝路沿线,历史上都曾为丝路的开通连接作出过重要贡献。中亚五国在归属苏联时期,都曾受到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影响,受到政教分离制度的影响,宗教思想较为平和。

  板块之五是南亚伊斯兰。伊斯兰教传入南亚次大陆以后,其历史影响主要是在当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在印度次大陆,伊斯兰教由于外族的人侵和军事征服,曾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但信徒人数仍远远少于印度教信仰者。1947年印巴分治后,由于伊斯兰教是分治和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和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而伊斯兰文化既是宗教文化,更是巴基斯坦国家的政治文化。巴基斯坦虽然宣称为“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宪法中也对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但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实际上是世俗主义国家,国家政府不是依据宗教原则治国理政。伊斯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主要是宗教界人士及其宗教团体和宗教政党。而执掌国家权力的世俗政党,则根据非宗教思想治国理政,从而使政治文化与宗教文化出现巨大反差。

  板块之六是东南亚伊斯兰。以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更为重要。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穆斯林居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7%,但印尼秉持文化多元主义,伊斯兰文化是多元文化方式中的主流文化。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华人和印度人是人数较多的两个少数民族。伊斯兰文化是马来人的民族文化,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尽管伊斯兰文化因国教地位而更受重视,但历届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都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强调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国家,而不属于教权至上的“伊斯兰国家”。

  其次,关于宗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传统伊斯兰文化是大一统的宗教文化。按照这种文化方式,所谓国家政权只是伊斯兰教义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延伸,国家政府是代行“真主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工具。历史上这种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体制,早在13世纪就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伊斯兰国家政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制度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伊斯兰世界的国家政治体制与宗教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愈益减弱。当今的伊斯兰世界,政教关系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沙特阿拉伯王国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所渭“合一”,实际上政权至上、以教辅政。这类国家有的称为王国,有的称为酋长国;有的实行立宪制,有的实行世袭制,实际上都是君主制国家,以王权、家族、宗教的名义治国理政,进行统治。属于这一类型的伊斯兰国家,除沙特和海湾五国外,还包括约旦、摩洛哥等国。二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土耳其革命胜利后确立的政教分离体制,主要原则包括:宗教不属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禁止以宗教名义成立宗教政党,禁止宗教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宗教不得干预司法、教育和社会公共生活。此外,还包括废除奥斯曼帝国时期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等规定。属于这一类型的伊斯兰国家还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中亚五国。三是实行事实上政教分离的国家,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二战”后赢得独立、实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国家大多采取了这种模式。许多国家宪法并未有政教分离的相关规定,反而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官方宗教,但实际上践行政教分离原则,禁止成立宗教政党,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和国务。政教关系问题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进行某种限定。

  最后,关于宗教文化思潮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内外政策容易受到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的影响,深入了解当代伊斯兰文化与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了解域外国家的社情、教情和国情,采取正确得体的政策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代伊斯兰教各种思潮,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兴起的,都是伊斯兰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回应。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世界在共同信仰和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团结、互助、合作,“对外用一个声音讲话”。但现代民族国家是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利益冲突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就会削弱泛伊斯兰团结、互助、合作的有效性。此外,由于沙特与伊朗两大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严重对立,逊尼与什叶两大教派的对立纷争已成为中东地缘政治中的常态,使泛伊斯兰团结的呼吁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伊斯兰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思潮,尽管有时会受到宗教保守势力的质疑和反对,但它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现代主义坚信,伊斯兰教是与时俱进的宗教,重视科学、发展教育、弘扬理性,致力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与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伊斯兰文化精神的要求和具体体现。在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的诠释上,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是主张根据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灵活变通地予以新的解释。现代主义主张通过改革创新来恢复伊斯兰教的思想活力、政治活力,它所提出的“创制”(伊智提哈德)和“协商”原则,是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扬弃,现已广为伊斯兰世界所接受。

  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因其有回归传统的思想倾向,也被称为“原教旨主义”。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在治国理政和现代化进程问题上反对世俗化、西方化,而主张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伊斯兰化。政治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不盲目追随西方,也不盲目跟从东方,应当选择一条符合伊斯兰教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现代化之路。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只知道宗教而缺乏管理现代国家必备的基本知识。他们在讨论现代化国家建设问题时,言必称宗教,谈论的都是抽象的宗教信条和宗教伦理道德原则,而很少涉及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和建议。这种局限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性直接相关。概而言之,各种形态的伊斯兰文化思潮都可能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众多的伊斯兰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知识。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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